第四节  诗歌情韵的趋势与文辞风格

 二十四友的诗歌风格在前人的眼里似乎有两类，一是“绮靡” ，一是“清省”，二陆即为代表。刘勰曾说：“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49]此说其实源自二陆本人，陆机明确主张“诗缘情而绮靡”，诗歌语言的繁丽是他的追求；陆云则说自己“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与兄平原书》）。这“清省”意在清新凝炼，与陆机所说的意旨不尽相同。当陆机言及诗歌的语言形式时，陆云的“清省”之说没有表明对诗歌文辞华美的排斥。二陆的性情有异，《世说新语·赏誉》曾说到，陆机身高七尺有余，声如洪钟，言多慷慨，陆云则文弱可爱。其注引《文士传》又说陆机性情“清厉有风格，为乡党所惮”；陆云则“性弘静，怡怡然为士友所宗”。诗人的性情影响诗歌的风格并不奇怪，但又不仅仅是性情的问题。上述说到的社会风气对诗人性情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诗歌风格的走向，使诗歌趋于华丽，陆云也在这一时代与诗坛氛围中。读他的四言和五言诗，很容易感到文辞的华美同样是扑面而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注意到这一点，说“其文藻丽密，词旨深雅，与机亦相上下”。同时，人们常把潘岳和陆机相提并论，肯定他们在元康诗坛上的成就和地位，如沈约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50]显然这不是专就潘岳、陆机的诗歌论，同时言及辞赋。这一评价牵涉到文体的变异和文风的继承。其诗赋之体不同于班固、贾谊、曹植、王粲，赋的风格受西汉梁孝王在平台聚四方才子所作辞赋的影响，诗的风格则受曹丕与建安诗人“南皮之游”诗风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简言之，即辞藻堆垛且华艳，应了刘勰说的“结藻清英，流韵绮靡”。而陆机、潘岳在诗歌创作上的锤炼，造就了他们在西晋诗坛上享有的很高地位，也导致后人许多批评。

为明晰起见，这里先讨论二十四友的五言诗，再及其四言之作。

陆机以诗歌的华彩为世人瞩目，他的五言诗常拟汉人乐府旧题或文人的诗，今传有拟《古诗十九首》12首[51]，恰好可以用来作为审视他所代表的当时诗风演化的例证。这12首拟诗是：《拟行行重行行》、《拟今日良宴会》、《拟迢迢牵牛星》、《拟涉江采芙蓉》、《拟青青河畔草》、《拟明月何皎皎》、《拟兰若生春阳》、《拟青青陵上柏》、《拟东城一何高》、《拟西北有高楼》、《拟庭中有奇树》、《拟明月皎夜光》，他没有拟的另外七首是：《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从表现内容来看，《古诗十九首》主要是思妇游子思亲怀乡之词，兼及对人生短暂的思考而希求建立功名或者是及时行乐。按理，陆机选择所拟的对象应该有他的用心，但他所拟与弃而不拟的《古诗十九首》，都包含《古诗十九首》的基本内容，使人感觉不到他是否是有意的选择。既然如此，他所拟或不拟在选择上除了个人的兴趣，都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里就其中的两首作一下简单的比较。《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陆机《拟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迈远，戚戚忧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与音。音徽日夜离，缅邈若飞沉。王鲔怀河岫，晨风思北林。游子眇天末，还期不可寻。惊飙褰反信，归云难寄音。伫立想万里，沉忧萃我心。揽衣有余带，循形不盈衿。去去遣情累，安处抚清琴。

《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

陆机《拟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琼蕊，穹谷绕芳兰。采采不盈掬，悠悠怀所欢。故乡一何旷，山川阻且难。沉思锺万里，踯躅独吟叹。

这两组诗放在一起客观上就产生了比较的效果，可以看出的是，陆机诗作为拟作，在情感的格调上没有超越《古诗十九首》，依然是感物怀人。但在诗歌语言上有意追求华美。如说离别，当《行行重行行》说“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的时候，陆机说“悠悠行迈远，戚戚忧思深”，二者同样说远行，同样说忧思，陆机以雅词点明了远行和忧思，《行行重行行》不说远行却让人深感是在远行，且不知要走多远；而“与君生别离”用一“生”字， 就蕴含了“悲莫悲兮生别离”的无限苦痛，比直言忧思富有韵味得多。忧思使人憔悴，《行行重行行》说“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陆机说“揽衣有余带，循形不盈衿”。后者没有改变前者的诗意，甚至可以说比前者表现得更为全面。但是前者“日已缓”显示思念者逐渐消瘦的动态过程，比后者描述消瘦的结果有意味得多。再则“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被陆机拟为“上山采琼蕊，穹谷绕芳兰”，“琼蕊”对“芙蓉”，陆机的雕琢失去了直言芙蓉的自然。三则“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说分居两地的别情，忧伤终老是思念没有终极的幽怨，透出一些未曾明言的孤独凄苦。陆机的“沉思锺万里，踯躅独吟叹”也是在表现分居后的孤独，却少了情韵。这只是选择两组诗作对比，情调原本相同的两组诗，因为语言表现形式的差异，有了不同的风貌。陆机的诗失去了《古诗十九首》的质朴平易，以柔婉华丽见长。虽然写得温情脉脉，但远不及汉诗的兴味隽永，扣人心弦、动人肺腑。这种情况在其他的拟作中同样存在，如他把《迢迢牵牛星》里的“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拟为“引领望大川，双涕如沾露”，说泪却不及不说泪的伤感；把《青青陵上柏》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拟为“人生当几时，譬彼浊水澜。戚戚多滞念，置酒宴所欢”，说悲也不及不说悲的哀痛。这在于他在拟作中想拟得更生动形象的时候，伤害了原诗与生活相融的自然。许学夷说：“拟古皆逐句模仿，则情兴窘缚，神韵未扬。故陆士衡《拟行行重行行》等，皆不得其妙，如今人摹古帖是也。”[52]清人贺贻孙还对陆机的拟古诗逐一分析，批评他“将古人机轴语意，自起至讫，句句蹈袭，然去古人神思远矣。”[53]

《古诗十九首》在流传过程中有很高的声誉，钟嵘把它们列于上品，而陆机的诗也在上品中。他重《古诗十九首》的情意力量，重陆机的文辞，称其“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却没有指出他诗歌的情感作用。元代陈绎曾在《诗谱》里评价过《古诗十九首》和陆机的拟作，他说《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而说陆机“才思有余，但胸中书太多，所拟能痛割舍乃佳耳”。他从真的角度肯定《古诗十九首》，意在于真则有可能出自情，真才有可能感人，这当是庄子说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54]。陆机的拟作要割舍的是形于诗的才学，还诗的真情。他没有这样说，但有人这样说了，这就是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里说的：“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安仁过情，士衡不及情；安仁任天真，士衡准古法。”陆机拟古被认为是“准古法”，但以古法为创作原则不一定产生好诗，关键还是情感的表现。应该表现情感的诗“不及情”就不是好诗，尽管陆机有诗因情而生的主张。同时，陈祚明还说：“士衡诗束身奉古，亦步亦趋，在法必安，选言亦雅，思无越畔，语无溢幅。造情既浅，抒响不高。拟古乐府，稍见萧森；追步《十九首》，便伤平浅。至于述志赠答，皆不及情。”这是对陆机诗更全面、更具体的批评，与上一则批评相类似，所谓“造情既浅”、“平浅”，都是因为他诗的“不及情”。但陆机在诗中其实很努力地煽情，把《古诗十九首》所隐含的情思揭示出来，却不为人们认同。

这种状态下诗歌语言的华美不能够救治寡情之弊，随之自然淡化了诗歌的情韵，少了感人的力量，远不及无名氏出自性灵而形于平易的《古诗十九首》。陆机的诗歌除了拟《古诗十九首》之作，其他的诗歌也好语言的华美是不容讳言的。他的《日出东南隅行》又名《罗敷艳歌》，是拟汉乐府《陌上桑》的。他改变了《陌上桑》讲述采桑女秦罗敷拒婚的故事，而重在表现秦罗敷的美、暮春的美女如云及其音乐歌舞。《陌上桑》本身也表现了秦罗敷的美貌，它是这样写的：“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它直接描写罗敷之美的不过二句，其后的四句是从旁人观看罗敷那如痴如醉的情形委婉地表现罗敷那摄人心魄之美。《陌上桑》的影响很大，拟作者代不乏人，秦罗敷则在东汉末年就成为美女的代称。陆机笔下的罗敷：“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闲。美目扬玉泽，蛾眉象翠翰。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仪，婉媚巧笑言。”这样的描写比起《陌上桑》的如道家常精巧了很多，其实《陌上桑》只写了罗敷的修饰之美，却给了人其美无比的感觉。陆机则具体写了她的容颜，语言的华美不是《陌上桑》可比，但仍不及《陌上桑》有表现的力度。又如他的《折杨柳行》：“邈矣垂天景，壮哉奋地雷。丰隆岂久响，华光但西隤。日落似有竟，时逝恒若催。仰悲朗月运，坐观璇盖回。盛门无再入，衰房莫苦开。人生固已短，出处鲜为谐。慷慨惟昔人，兴此千载怀。升龙悲绝处，葛藟变条枚。寤寐岂虚叹。曾是感与搉，弭意无足欢，愿言有余哀。”这一首表现岁月迁逝、人生苦短而功名未成的诗，在以天空、惊雷、日落、朗月共同构成的岁月流逝的景观中，以辞藻的绵丽造就了诗歌表现的最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