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迁逝之感与人生命运的喟叹

从建安到正始，诗人感物而叹迁逝的问题一直存在，忧生之嗟对生命的体悟深度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在西晋诗坛上，它作为诗歌的基本精神始终是值得关注的。

从诗歌创作审视，由于二十四友的构成是对贾谧的依附，其中虽有他们各具文才方得以使依附成为现实的因素，但有的人在诗坛上既无名声也无诗歌传世，从现存诗歌的情况看，诗人诗歌数量极不均衡，存诗最少的如杜育，只有诗一首，另有两首诗仅剩残句。而诗歌创作最为丰硕的是陆机、陆云，陆机有诗140首，陆云有诗近百首。其次有潘岳、左思。这导致了二十四友有诗传世者的创作情形相当复杂，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这使他们诗歌的文化品格很难有一致的趋向，但没有影响到他们对人生有相近的认识，最为强烈的是生命迁逝之感以及由此引起的建功立业之思。

诗人迁逝之感与时间的流动同在而化为永恒的诗人情感的取向，其生成对于西晋时期来说，因社会文化与诗人主体的作用，业已形成的迁逝之感在传统上有不同的走向，其一是宋玉《九辩》开启的悲秋因物感兴，以物的生命观照人的生命，并延伸到因日月的运行而感慨人生的短暂。其二是欢乐唤醒人内在的生命意识，在呼唤及时行乐或者是实践及时行乐时，有生命流逝的心底之悲。其三则是直面死亡之后，对生命迁逝的深刻体悟。这三者，在二十四友的诗人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二十四友对生命迁逝的吟咏，因物感兴是常见的现象。他们从物候的变化感到季节和人生的变化，或者说“春秋代迁逝，四运纷可喜”（潘岳《在怀县作诗二首》其二）；“曜灵运天机，四节代迁逝”（潘岳《悼亡诗》其三）；“人生天地间，百年孰能要”（潘岳《河阳县作诗二首》其一）。或者说“四节逝不处，繁华难久鲜。淑气与时殒，余芳随风捐。天道有迁易，人理无常全”（陆机《塘上行》）；“虞渊引绝景，四节逝若飞”（陆机《拟庭中有奇树》）；“年往迅劲矢，时来亮急弦”（陆机《长歌行》）。人生的短暂与无穷的岁月相提并论，生命的短暂并不能给人欢乐愉悦，人们在生命的旅程中对生命的享用促成人对生命存在形态的思考，结果走的还是前人的老路，不是说“人居天地间，飘若远行客。先后讵能几，谁能弊金石”（潘岳《杨氏七哀诗》），就是说“人寿几何？逝如朝霜”（陆机《短歌行》）。这样的表现并不新颖，从《古诗十九诗》到建安三曹的诗文，能够普遍地感受到对人生悲凉而冷峻的思考。甚至完全可以说，像“人居天地间，飘若远行客。先后讵能几，谁能弊金石”是《古诗十九首》“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化用或翻版。不过，陆机对人生短暂的认识很客观，天道变化是自然的现象，岁月相随而去也属自然。既然如此，人之道就如天之道，“天道有迭代”则“人道无久盈”，不必为人不能长生而忧心忡忡。甚至说，齐景公登牛山见都城繁华，感慨不能长有身为诸侯的富贵，怆然泪下，实在是不通达人情（见《齐讴行》）。但他读了曹操的《遗令》又非常感伤，万物有始有终，人则有生有死，明知如此而止不住悲从中来，作吊魏武帝文。他的弟弟陆云在《愁霖赋》中也说：“何人生之倏忽，痛存亡之无期！方千岁于天壤兮，吾固已陋夫灵龟。矧百年之促节兮，又莫登乎期颐。”这是因六月暴雨而兴，有淫雨成灾之痛，但其生命之痛已超越了一时的暴雨之痛了。相形之下，像与他们同时的张华在《轻薄篇》里叙说了人生的享乐之后，感叹“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蹉跎。促促朝露期，荣乐遽几何。念此肠中悲，涕下自滂沱”，即因荣乐而有所触动的，在二十四友中倒不多见。

由于社会动乱，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面对死亡而感慨人生命的迁逝也是很自然的。陆机有一篇《叹逝赋》，其序为：“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暱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游一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内，索然已尽。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他自称“年方四十”，殊不知距离他的死于非命也只有两年了。这番话既在陈述一个亲故多亡的事实，又在表明自己因亲故多亡所怀的哀痛，与曹丕当年作《与吴质书》感慨故交“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有些类似。他在赋里感慨光阴易逝，人生苦短，写下了令人哀伤而深富哲理的文字：“悲夫，川阅水而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这让人想到初唐张若虚的名诗《春江花月夜》里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境界。江流永恒而无休止，人世变迁，个体的人的生命并不能像江流那样永恒。与之相应的是，陆机在《大墓赋》里把无限的天地与有限的人生作比较，吟咏着“夫何天地之辽阔，而人生之不可久长。……知自壮而得老，体自老而得亡。顾黄墟之杳杳，悲泉路之翳翳。”全然是一曲死亡之歌，也就有了难以具言的自悲自怜。“伊人生之寄世，犹水草乎山河”（《感丘赋》）。陆机对人生的如是感慨，代表了他所处时期较为普遍的人生情绪。虽然包括陆机自己在内的石崇、潘岳、陆云、刘琨等人在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显得较为泰然，但人生的无常，生命的迁逝之感萦绕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于是以诗文关注死亡就成为文坛上的一种现象，它与建安时期诗人关注社会上群体死亡的现象不一样的是，多以感伤个体生命的死亡为题，而不是纵观整个社会的的死亡现象。其中陆机有《庶人挽歌辞》、《王侯挽歌辞》、《吊武帝文》、《吊蔡邕文》、《吴大帝诔》、《愍怀太子诔》等。潘岳更甚，有《悼亡赋》、《世祖武皇帝诔》、《杨荆州诔》、《杨仲武诔》、《马汧督诔》、《太宰鲁武公诔》、《庾尚书诔》、《夏侯常侍诔》、《南阳长公主诔》、《皇女诔》、《邢夫人诔》、《从妹诔》、《秦氏从妹诔》、《伤弱子辞》、《阳城刘氏妹哀辞》、《妹哀辞》等文，另外还有碑铭之文。这些都可以归于祭辞或祭文一类，使潘岳成为西晋祭诔文的大家。《晋书·潘岳传》说他“尤善为哀诔之文”，确是如此。刘勰曾说潘岳的这些祭诔之文，构意师法东汉的苏顺，在风格上以“巧于序悲，易入新切”[39]见长。潘岳对这些个体生命的关注，造就了他哀诔之文的名声，如此的写作让他一次次贴近生命的消亡，在他的哀诔之文重新显扬这些生命的时候，这些生命已经不复存在了。

有意味的是，只活了42岁的陆机写过《百年歌十首》，展示正常状态下人生命的迁逝过程。他以十岁为一个阶段，一直到一百岁。十岁时“颜如蕣华晔有晖，体如飘风行如飞”；30岁时“行成名立有令闻，力可扛鼎志干云”；60岁时年高位尊，子孙昌盛；90岁和一百岁时则成了这样的状态：“九十时，日告耽瘁月告衰，形体虽是志意非。言多谬误心多悲，子孙朝拜或问谁。指景玩日虑安危，感念平生泪交挥。百岁时，盈数已登肌肉单，四支百节还相患。目若浊镜口垂涎，呼吸嚬蹙反侧难，茵褥滋味不复安。”陆机很生动地表现人生的兴衰历程，少年时的风华，壮年时的功业，老年时的衰朽，人生如此地从孩提渐渐走向死亡。这比他在上述中抽象地感喟人生迁逝有了更为具体和实在的内容。这是在预言人的一生，因其较浓的理想色彩而成为一个显达者人生道路的典范，符合传统的福禄寿俱全。尽管如此，他在言及人生晚年的状态时，言辞里透着难以尽言的凄凉。这时不再是对功名的追求和眷念，而是对生命之衰不可复盛的悲鸣。同时，陆机在诗里表现的从30岁到60岁人生得志的生活，可以说是他自我人生追求的间接表述。陆机在其它诗中吟唱道：“逝物随节改，时风肃且熠。迁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袭。靡靡年时改，冉冉老已及。行矣勉良图，使尔修名立。”（《遨游出西城》）“慷慨亦焉诉，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长歌行》）应该说他是很理性地来认识生命的自然现象，人为万物之灵终究与万物有同样的命运，盛衰的相袭对于个人来说，最终是衰而不能复盛，及时建功立业成为人生的必需。陆机在吴时，因吴衰亡而退居旧里，很安于自己“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招隐诗二首》其二）的山林生活，欣赏那繁茂的枝叶，如玉磬之声的飞泉鸣响。但他又止不住说“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他用庄子清静无为、淳朴自然的至乐表明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已有的山林生活是一致的，却在“富贵苟难图”中流露出想图富贵而不能息驾从欲即归于自然。他入洛后，潘岳《为贾谧作诗赠陆机》的第11首这样说他：“欲崇其高，必重其层。立德之柄，莫匪安恒。在南称柑，度北则橙。崇子锋颖，不颓不崩。”这对陆机的才德很有恭维的味道，他的“锋颖”在潘岳看来，是在吴时能进取，入晋后仍能进取，好游权门的陆机迅速成为二十四友中的成员就是说明。

如是并非他一人，西晋人对人生的感悟，坚持着儒学的进德修业精神，潘岳《闲居赋序》说：“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是以资忠履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他这里说的是两种人，一是微妙玄通的至圣，即老庄者流；一是进德居业，立功立事的儒家子孙。潘岳走的是后一条路，他写过一首《家风诗》，《世说新语·文学》载：“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诗里说：“绾发绾发，发亦鬓止。日祗日祗，敬止慎止。靡专靡有，受之父母。鸣鹤匪和，析薪弗荷。隐忧孔疚，我堂靡构。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他以绾发起兴，说“发”其实是隐含“微微发肤，受之父母”（《北芒送别王世胄》其一）的意味，既然如此，儿女应报父母之恩，对父母应该恭敬。他这里用《诗经·鹤鸣》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和《诗经·南山》的“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寄托婚姻未成的忧伤。他在这首诗里似乎对此怀有歉意，表白受父母之命，一日三省而不再放任自己的生活。这首诗大概作于潘岳生活的前期，因为他成人以后谄事贾谧，他母亲不满，多次指责他应该知足而收敛，他并未听从。直到临死之前，才对母亲表示悔意，为时已晚。同时，他在《闲居赋》里借享乐来发牢骚，说“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它。”就与陆机的人生态度不同，觉得人生一世，干脆享乐，只以此消遣就行了。他思想上的这种矛盾状态是痛苦时的徘徊，到底还是不能放弃功业。

这其实是较为普遍的社会情绪，像上面提到的张华虽然表示过“安心恬荡，栖志浮云”（《励志诗》其六），但总的趋向是“进德修业，辉光日新”（《励志诗》其九），求进而不是真正的视超然隐居为乐业，视富贵如浮云。他曾说，“盛时不努力，岁暮将何因。勉哉众君子，茂德景日新。高飞抚凤翼，轻举攀龙麟”（《上巳篇》）。这一思想在汉乐府的《长歌行》里人们看到过，即所谓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鼓励众人“高飞”、“轻举”意在乘时而有作为。他自己也是如此，这种奋进的精神使他在所作的侠客、壮士之歌里都表现出英雄的豪气：“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身没心不惩，勇气加四方”（《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其二）；“年时俯仰过，功名宜速崇。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长剑横四野，高冠抚玄穹。慷慨成素霓，啸吒起清风。震响骇八荒，奋威曜四戎”（《壮士篇》）。张华还真实践着他诗中所言之志，据《晋书》本传说，他都督幽州军事时，远夷宾服，四境安宁，五谷丰登，兵马强盛；他为右光禄大夫时，尽忠匡辅，弥缝补缺，虽当主闇后虐，但天下宴然。在这一点上，张华是二十四友的前驱，遗憾的是二十四友中少有人像他既有壮志又有功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诗歌里表现出来的襟怀，都不像张华那样博大富有气势，而是要柔弱得多。左思是一例。

张华读了左思的《三都赋》很是赞叹，说道：“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可见他对左思的文学才能是很褒奖的。左思今存诗有《悼离赠妹二首》、《咏史八首》、《招隐二首》、《杂诗》《娇女诗》及残篇《咏史》，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咏史八首》。他在生前诗名不及潘岳、陆机，而死了以后人们对他诗歌的评价远远超过潘岳、陆机，认为他祖述汉魏，胸怀浩落，笔力雄健，情深而才大。又如刘勰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40]沈德潜说：“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自己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41]左思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曾在《咏史八首》其一里说自己“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与它相照应的有《咏史》其四里说的今日寂寞的扬雄故居，会因扬雄的“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而“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这里，左思自拟为贾谊、司马相如以及扬雄，表明自己有卓越的文才；又说自己读过春秋时司马穰苴的兵法，暗示也具备了武略。如是的文武兼备令我们想到其后的李白在《与韩荆州书》里自荐：“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士人乐于自我表现、说自己具备怎样的才能是早已有之的事情。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自我表现，往往是表白一旦被任用，将会使对方成就王霸之业或者是达到其他的目的，苏秦游说秦惠王、张仪游说秦惠王以及范雎游说秦昭王都是这样的情形。而他们显示的是政治才干，不是文学才能。略加考察，隋唐以前，无论是两汉实行的是察举制，还是魏晋时期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首先重视人的德行，然后是才干。如汉代的孝廉科、贤良方正科就是如此。汉代所说的“文学”本指的是儒学，并不重视现在意义上的文学，故司马迁有“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42]之感；而为汉武帝器重的辞赋家枚乘的儿子枚皋在为汉武帝写了一生的辞赋以后，回忆起来，有“自悔类倡”之慨。尽管如此，能文则可以做官正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传到朝中，为爱好辞赋的汉武帝所知，汉武帝召他进宫。司马相如自请再写一篇《天子游猎赋》，赋成，汉武帝封他为郎官。这开了历史上明确地以能文之士为侍从的先例，而不是作为谋臣，运策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东汉相沿，建安时期的一些文人之所以被任用，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很自然有了以诗赋为科考之目的情况发生。对此姑且不论，左思在并重文才与政治才能的当时，以诗袒露自己的心志与上述说的迁逝之感相关联，他在诗歌里吟道：“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胸怀鸿鹄之志却身陷孤独，青春又不常在，岁暮慷慨之说，当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不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哀鸣。

然而，左思同时又在急切地抒发不为世用的不满，与他自抒志向的昂扬比较起来，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忧愤：“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径，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咏史八首》其二：）人生的“地势”问题是存在的。战国末年，李斯通过对老鼠的观察就有过这样的体会。他见厕所里的老鼠吃着肮脏的东西，见到人、犬吓得惊惶失措；粮仓里的老鼠，住着高大的房子，吃着很好的粮食而没有人犬之忧，于是感慨：“人之贤与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然而这一问题相当复杂，唐尧、虞舜时代的天下为公到夏朝以后的家天下，天子的嫡长子继承制影响到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制，天子封子弟为诸侯王，并让大臣的官职、爵位由子孙继承，奠定了“世胄蹑高位”的基石，缩小了招贤进士的圈子，使一些“英俊沉下僚”成为必然。左思在这首诗里的愤激与他以前的一些贤能之士怀才不遇的愤激相比较，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东汉末年的赵壹有一篇直抒胸臆的《刺世疾邪赋》，他痛恨“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的社会黑暗，只说自己因刚直不得其用，因无钱不得其用，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到出身的门第对仕进的影响。延续到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的时候，情况发生变化。九品中正制原本不是为门第而设，但在施行的过程中，负责品评人物的“中正”渐渐为世族所笼断，成为世族的任人行为，于“所欲与之，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所疏则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43]。与赵壹在《刺世疾邪赋》里所说的“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一脉相承。左思之时，九品中正制大显弊端。今人王仲荦对这一弊端有较为全面的总结：“司马炎在未即帝位之前，以世族贵公子当上品之选，司州十二郡莫敢与为辈比。这样，西晋受禅之后，虽然有令内外群臣‘举清能，拔寒素’的诏令，可是那时中正所保荐的人物，如霍原曾封‘为列侯，显佩金（章）紫（绶）’而‘应寒素之目’。这样，名为‘拔寒素’，实际上并不是真正为素门寒族开道路，而只是给世族大族增多另一种做官的机会而已。当时世家大族如琅邪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临淮陈骞、颍川荀顗、荀勖、河东卫瓘、裴秀、太原王浑、王沈、泰山羊祜、河内山涛、京兆杜预等，或以国之耆老，特蒙优礼；或以参与魏、晋递嬗之际的秘策密谋，任掌机要；或以连姻皇室，如羊祜为司马师妻弟，山涛与司马师、司马昭为中表兄弟，杜预为司马懿女婿等等，为晋室爪牙虎臣。门阀专政的典型时期，实形成于这一时期。无怪敦煌段灼有‘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筚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埋没）者哉’的说法了。”[44]

左思的妹妹左芬被晋武帝纳为贵嫔，虽说左芬以才德见礼，晋武帝又重她的词藻，她所作的《杨皇后诔》《万年公主诔》也是华美之文，但她实际上“姿陋无宠”。左思也没有因此而受到拔擢的殊遇。所以左思对门第与仕途之间的关系感受格外深切。他以“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的历史故事来说明寒门与世族在为宦上的巨大差异，金日磾一家在西汉七代为朝廷内侍，张汤一家在西汉任侍中、中常侍等官的有十几人，而冯唐不受重用。冯唐不受重用不尽是出身寒微，他在汉文帝时敢于直言不讳、冒犯龙威也是原因之一。左思用前者表明自己的不被任用不是因为无才而是由于出身的“地势”不好。在这样的感受中，左思从现实进而审视历史，又以历史说现实，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社会现状的愤慨最根本的是他很希望有所作为，入仕是重要的途径，无奈他久久不能入仕，后入仕又为官甚微，不过，这没有影响他在诗歌里表白志向。

他曾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顾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咏史八首》其一）；“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紲，对珪宁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咏史八首》其三）在这里，左思表明自己思想的两种趋向，一是建立功业，二是功成身退。他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成为人生的理想道路。直到晚年作《白发赋》，还在为老而不得其用鸣不平。在历史进程中，建功立业一向被视为“三不朽”之一，对于人来说，或居功业而自傲，或建功业而身退，左思希望走后一条道路表示自己不是醉心名利，从而借战国时齐国的鲁仲连把名利视同“浮云”，所重的是切实平淡的人生。鲁仲连式的人格远不止为左思所钦佩，其后，李白也不断地表示对鲁仲连的仰慕，在歌颂了鲁仲连以后，说出“吾亦淡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其十）的话来。然而，左思终究不能有鲁仲连那样超然洒脱的行为，因为他毕竟没有建功立业的机遇，他对自己有这样的比拟和描述：“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途。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咏史八首》其八）。笼中之鸟、穷巷之士哪有道路可走呢？最后干脆说自己是枯池之鱼，这犹若涸辙之鲋，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没有指望了。于是，左思在空怀壮志的痛苦之余，自我宽解，说是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都有困顿的时候，更何况取了荣华富贵的苏秦、李斯，转瞬之间，命丧黄泉，似乎荣华富贵也不值得追求，自白“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这出自庄子《逍遥游》的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辞让，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天下对于他是没有什么用的。失志不能兼济天下的左思，也要独善其身了。这不仅是他，像左思一样清贫的挚虞在《愍骚》里说出明哲处身，度时进退，泰则抒志于宇宙，否则澄神于幽昧的话来，既为屈原计，也为自己考虑。

刘琨的诗也不多，今存《扶风歌》二首、《答卢谌》、《重赠卢谌》。钟嵘说他：“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45]其实有“雄豪”之名的他为诗凄戾有余而清拔不足，这虽然是叙丧乱多感恨所致，但在根本上是环境的制约和性情的熔炼。他的《重赠卢谌》有两句很有名的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是他为段匹磾所拘，自知生还无望时写给别驾卢谌的。刘琨早年即有大志，与祖逖为友，曾表示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唯恐祖逖先其著鞭。而这时身陷囹圄，犹如虎入牢笼，威无所发，说出这样的话来很有自嘲的意味。张玉谷在《古诗赏析》中说这不仅仅是自嘲，还有以之讽卢谌之意，希望他能建立功业，与《晋书·刘琨传》说的“琨诗托意非常，摅畅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谌”相吻合。张、陈即西汉的张良、陈平，张良曾为汉高祖刘邦解项羽鸿门宴之围，陈平曾为汉高祖解匈奴白登山之围，就此而论，刘琨是希望卢谌救晋于危亡之际的。这首诗还提到的周文王时的太公望，重耳时的“五贤”即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齐桓公时的管仲，刘秀时的邓禹，可见刘琨急于救国的用心。可惜这时的他只有令自我心灵震颤的哀吟：“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重赠刘谌》）孔子曾经感慨年迈力衰，很长时间没有梦见周公。并在鲁哀公14年听说哀公西狩获麟一事，泪落沾袍，叹道：“吾道穷矣！”刘琨在诗里讲述这两个故事贯穿一个人生不得志的主题，说明自己的不得志，功业未立而夕阳西流。其实这首先不见于诗，而表现在他与将佐的慷慨陈辞中，“悲其道穷”是他晚年的思想基调，最终才形于诗的。让人们清晰地看到岁月的迁逝就是这样和人生的功名紧紧地连在一起。何况这种联系又是功名未立而岁月催人呢？刘琨在这首诗里表现出来的人生情绪有一定的特殊性，他当时自知必死，并真的是距离死期不远了，反思人生有深切的隐痛是可以理解的。而他在207年出任并州刺史时写的《扶风歌》叙说路途的艰辛以及“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的迷茫和忧虑，其中很重要的是他以西汉李陵的故事，隐约表示有“忠信反获罪”的惶恐。他是既希望建功立业，又不愿出现李陵那种境遇的。雄豪的刘琨在内心存在着很虚弱的地方，他临死前曾对卢谌说：“受国厚恩，不能克报，虽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运。人谁不死，死生命也 ，唯恨下不能效节于一方，上不得归诚于陛下。”[46]他怀着很深的痛苦走向死亡。

刘琨的这种情绪年长于他的陆机也有，在社会的激烈动荡中，各派政治力量的冲突纠缠，他们作为小人物由于不能够左右时局而有与建功之业之思相伴的犹疑和焦虑，很想立功却又害怕获罪，陆机总觉得自己处在世间的网罗之中，在《猛虎行》里诉说：“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他希望保持志士的节操，现实却是饥本不应食于猛虎却食于猛虎，寒本不应栖于野雀林却栖于野雀林，在这样的比拟中，他身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况且日月飞驰、功业未就，勇往直前又不为人所知，做人真是一件难事。人面临着岁月迁逝的无奈，同时刺激了人对现实生活的考虑，及时行乐是把握有限人生的常见方式，陆机在《短歌行》里就说“置酒高堂，悲歌临觞。……时不重至，华不再扬。……来日苦短，去日苦长。今我不乐，蟋蟀在房。”这虽然是说要及时行乐，并在诗中用《诗经·蟋蟀》的典故，隐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意识，但饮酒之乐不足以掩饰人生短暂的悲愁。他还在《董逃行》、《驾言出北阙行》里表示过同样的思想，《董逃行》中说，“人皆冉冉西迁，盛时一往不还”；“何不驱驰及时，聊乐永日自怡”；“人生居世为安，岂若及时为欢”。《驾言出北郭行》则说，“人生何所促，忽如朝露凝。辛苦百年间，戚戚如履冰。仁智亦何补，迁化有明征。求仙鲜克仙，太虚不可凌。良会馨美服，对酒宴同声”。从对生命短暂的感悟中，如是对待岁月的迁逝，自秦汉以来就屡见不鲜，生命除了它的存在与享受之外，仿佛不再有任何的意义。于是，生命的感伤最终消解在及时行乐之中。这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没有从根本上影响陆机的奋进。尽管二十四友中的诗人在这方面没有更多的表现，然而陆机的思想情绪也代表了一种方向。

在岁月迁逝中，人的生命正在消亡，有些诗人深切关注生命而享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很自然地适应晋武帝的以孝治天下，关注亲情。晋武帝继承西汉以来以孝治天下的传统，重孝义以致把孝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故有李密辞官孝奉祖母刘氏的著名故事。这是因为孝为德之本，至少在统治者的心目中，“用之于国，动天地而降休征；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47]于是，关注亲情，体现出较浓厚的孝亲意识。潘岳是突出的一个。他的诔文有多篇是亲人之诔。此外，他写过《思子诗》和《悼亡诗》三首，后者是悼念他亡妻的。他在《思子诗》里表现出对死去儿子的殷殷思念之情，说造化品物，天命盈虚是自然规律，没有想到的是老者存而稚子命丧，这与少年丧父一样也是人生的至痛。“追想存仿佛，感道伤中情。一往何时还，千载不复生。”他对生命消亡的理性思考，深知再只会有孩子的音容笑貌留存在脑海里了。在《悼亡诗》里，因妻子之死，他说是“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他以比翼之鸟、比目之鱼比拟自己当初与妻子的关系，现在自己却是形单影只，这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其一）；“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其二）；“悲怀感物来，泣涕应情陨。驾言陟东皋，望坟思纡轸。徘徊墟墓间，欲去不复忍”（其三）。这一连串的描写表明旧物时时唤起他对甜密往事的回忆，不由自主的睹物怀妻，内心的悲伤是很深的。潘岳的悼亡诗因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贴近生活，真切感人，和他以诗为所谄媚的贾谧唱赞歌时故作粉饰之词是不一样的。并非潘岳开启了当时诗人对家庭亲情的注重。实际上， 这一时期的诗人受孝亲社会风气的影响，都比较注重亲情且在诗歌里表现亲情。欧阳建在临死之前写的《临终诗》，抒发自己的志向以及感慨天下之大竟然是投足不安，然后说：“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上负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顾所怜女，恻恻心中酸。二子弃若遗，念皆遘凶残。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环。执纸五情塞，挥笔涕汍澜。”欧阳建对母女的爱表现得这样深切，和他面临的生命永诀相关。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言也悲，真正意义上的生离死别让人可以说些什么呢？说上负慈母、下负爱女，再就是流也流不尽的泪水，不尽的心意都在泪水中。左思则有《娇女诗》，诗中写娇女的容颜，娇媚之态，充满了爱意。同时，他大概是因与被选入朝的妹妹离别，写有《悼离赠妹诗二首》，其中道：“将离将别，置酒中堂。衔杯不饮，涕洟纵横。会日何短，隔日何长。仰瞻曜灵，爱此寸光。”可见他的悌爱之情。

类似的情形常常可以看到，如陆机“感物念堂室，离思一何深。伫立慨我叹，寤寐涕盈衿。岂无怀归志，辛苦为谁心”（《赴洛二首》其一）？又“總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又赴洛道中二首》其一）。因离别而思亲是人的常情，他们把这些诗写得很悲切，正是对亲情的深深眷恋。家庭中的感觉与家庭外的感觉是有差异的。陆云在一组《答兄平原》诗中也说到家：“昔我先公，邦国攸兴。今我家道，绵绵莫承。昔我昆弟，如鸾如龙。今我友生，凋俊坠雄。家哲永徂，世业长终。华堂倾构，广宅颓墉。高门降衡，修庭树蓬。感物悲怀，怆矣其伤。这首诗粗略地述说了他的家史，往日的家道隆兴，兄弟鸾龙，如今却是家业渐衰，兄弟才无所用，也就失去了光泽。这一番述说就不是平凡的家史，而有国破家亡之痛，“感物悲怀，怆矣其伤”，陆云为家而悲的情感真是难以言说。正因为如此，当人们用司空图的“旷达”一格来审视他们诗歌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认识了人生“欢乐苦短，忧愁实多”，并没有去过“花覆茅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歌”[48]的生活。而是深陷世俗，不能自拔。

岁月迁逝而有对生命存亡的由衷感喟，进而延伸到对现实生活与亲情的重视，这样一条思想情怀的轨迹，让人深感在奢靡世风和社会动荡下的二十四友的复杂性，他们诗歌保持的生命意识在生命短促及其影响到的建功立业的追求都是很传统的，但在诗歌里表现出的亲情关怀的普遍性则有一定程度的开新。不过，二十四友在竹林七贤之后诗歌的演化，更多的不是表现主题取向，而是表现在诗歌风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