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袭竹林七贤时代的四、五言古体，西晋诗坛也以四言诗和五言诗为主要形式，间或有杂言和骚体，如石崇的《思归引》以三言、七言、八言构成，《思归叹》则是骚体。就诗体言，这时的诗歌创作没有根本的创新，诗歌的表现风格在社会风俗的酿造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应该看到，在同一社会风气下的不同诗人的情况有差异是客观的，他们的共同点是《晋书·陆机传》说陆机的“好游权门”。即使是孤傲的左思，也是如此。这在总体上导致了文人因权势的向心力而软化了性情。与权势相伴的金钱则加强了这种软化，使文人少有刚健之作。所抒发的愤懑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生的无可奈何。二十四友中很多的人是在自觉地接受性情的软化，也接受了诗坛的华丽诗风，让诗歌走了华丽之路。这里的华丽诗风与张华有很大的关系，他在西晋初年，博学多才，位高权重，为文“辞藻温丽”，且“性好人物，诱进不倦”[34]，奖掖二陆、左思，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了文坛的风气。而构成文坛风气的文人多好华丽之词，未入二十四友的张载、张协、张亢、潘尼，无一不好美文，所作诗赋多可以“华丽”评之。再则，《晋书》载潘岳“辞藻绝丽”；左思“辞藻壮丽”；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欧阳建“雅有理思，才藻美赡”等等，还有《北堂书钞》载石崇《赠欧阳建》的残诗，剩有“文藻譬春华，谈话如芳兰”一句，它又出现在石崇《答枣腆》一诗里，即“文藻譬春华，谈话犹芳兰”，只有一字不同。陆云荐同郡张赡，赞张赡所能，还有“辞迈翰林，言敷其藻”一语[35]。这些人共同的审美趣味和创作趋向，构成诗文之丽的文坛氛围，刘勰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得很全面：“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张华）摇笔而散珠，太冲（左思）动墨而横锦，岳（潘岳）、湛（夏侯湛）曜联璧之华，机（陆机）、云（陆云）标二俊之采，应（应贞）、傅（傅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之徒，孙（孙楚）、挚（挚虞）、成公（成公绥）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36]这就使二十四友的诗风显然在文辞之丽上超越了竹林七贤的阮籍和嵇康，成为诗歌发展的一种新面貌。尽管其诗歌的精神不及阮籍、嵇康。这一超越体现在四言诗上，四言诗较建安、正始时期更为盛行，不是上承阮籍、嵇康乃至曹操四言诗的较为通脱的风格，而是上承《诗经》的雅、颂之诗，风格偏于古雅，并时在求雅中影响了板滞晦涩，令人难生喜爱之情。五言诗则好在缛美上做文章，语言的雕琢和情感的矫揉也是常有的事情。

同时，这一时期承袭西汉以来的丧歌习俗，好为挽歌和悼亡之歌。本来，挽歌在西汉武帝时有乐府曲：薤露、蒿里，相传为汉高祖刘邦召见田横，田横因杀过汉使郦生，不愿与郦生之弟郦商同列以受休辱，在赴长安途中自杀，他自杀以后，门人作《薤露》、《蒿里》之歌以悼伤。前者为“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后者为“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我在《两汉诗歌与传统文化》一书中曾经写道：“这两首诗即使真的是田横的门人因田横之死而唱的挽歌，因其吟咏的是人生命历程的常理，以致完全可以脱离田横之死的背景审视。前者从自然风物感受人的生命，薤上露易干，但它可以周而复始，人的生命呢？无疑是不能像‘露晞明朝更复落’的。诗人叩问‘人死一去何时归’，既是感伤生命的消失，又是对生命消失的无奈。后者则说死亡是人世的平等，愚者死，贤者也死，葬身蒿里。但它以鬼伯催促，人命丧失来认识人的死亡，给人的是生死命定的感觉，有违生命的规律而把人引入对鬼神的迷信中。”[37]或说，“挽歌出自汉武帝役人歌劳，声辞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38]。武帝时期以薤露曲为送王公贵人的丧歌，以蒿里曲为送士大夫及平民百姓的丧歌，以示不同的丧葬礼仪。建安年间，曹操曾用“蒿里”写下了名诗《蒿里行》，虽被认为是以旧题写时事，实际上又是在悼“万姓以死亡”。而在社会生活中，东汉末年就有宾婚宴会酒酣耳热之后，续以挽歌的习俗。东汉顺帝永和六年，梁商大宴宾客，酣饮之后，继以《薤露》之歌；汉灵帝时，京城宾婚嘉会，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櫑》。这种好为悲伤的情绪在二十四友中得到了延续，其中有因为面对死亡而导致的悲伤，为死者而写的挽歌和悼亡诗自然产生，他们中间挽歌写得最好的是陆机，他受挽歌传统的影响，把挽歌分成“庶人挽歌辞”和“王侯挽歌辞”，作为死者的悲歌，诗的“魂往一何戚”的情调相一致；悼亡诗写得最好的是潘岳，尤其是悼亡妻之作，在诗里表现哀死悯生之痛。然而，更有意味的是岁月迁逝滋生的生命思考和震憾，像阮嵇、嵇康一样，作为二十四友诗歌方面的佼佼者陆机、潘岳等人使之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的基本精神。不妨先讨论二十四友诗歌的基本精神，再来审视其诗歌的文辞风格及对诗歌基本精神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