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豪侈”的羊琇之豪与石崇的“任侠无行检”所蕴含的豪而霸有一致的地方，无独有偶，晋武帝时官至丞相的何曾，在魏明帝时，曾上疏称“为国者以清静为基，而百姓以良吏为本。今海内虚耗，事役众多，诚宜恤养黎民，悦以使人。”这时候的何曾，如是的理论施行的是清静之术，是类似于西汉“文景之治”时期的休养生息，恢复社会经济之法。而这个何曾在晋武帝时期表现为“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26]当时，刘毅等人多次上书晋武帝，指陈何曾的奢侈无度，晋武帝想到他是老臣，任其所为。何曾的行为影响了他的儿子何劭，何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27]。何曾在魏主清静，在晋性豪奢，这很有一点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的意味。其实，魏明帝也是好奢侈的人，他在诸葛亮北伐的时候，还“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28]。但当时社会未归一统，他没有能够带动社会的生活趋向，到晋武帝时期终于成为社会风尚。这有蹈东汉末年社会腐败之路的意味了。有“子产”之称、名重一时的张华曾写道：“末世多轻薄，骄代好浮华。志意既放逸，赀财亦丰奢。被服极纤丽，肴膳尽柔嘉。童仆余梁肉，婢妾蹈绫罗。文轩树羽盖，乘马鸣玉珂。横簪刻玳瑁，长鞭错象牙。足下金鑮履，手中双莫耶。宾从焕络绎，侍御何芬葩。”（《轻薄篇》）这里展示的豪华生活场景，一则是生活的奢侈，二则是志意的放逸，也就是上述说到的奢而豪。它标示的不仅是主人的生活状态，而且表明了因主人的生活状态而改变了生活的环境，也就有了奴婢的奢华。两个不同层次的人的享受，带动着许多人效仿。

奢华的生活需要财富的支撑，他们的财富自有所得。范文澜曾总结这一时期从晋武帝到大臣的贪财，说他们的贪财有几条途径：一是卖官鬻爵，以晋武帝为代表，所得归于私门；二是经商营利，以王戎为代表，他经营田庄，并让人把田庄所产拿到集市上去卖；三是劫财求富，以石崇为代表，他的暴富就是在荆州做刺史时劫商客财物所致。其中唯有王戎聚财还讲道义，其他的人聚财是连道义都不要的。这三条途径改变了社会，却又只有一个中心，即聚财。它改变了官吏正常的选拔制度，使晋武帝诏令的“举清能，拔寒素”沦为空谈；改变了正常的人际关系，其中的人伦道德削弱了，代之以非道德的利益关系。其后，西晋高平人王沈，贫寒且不能与世浮沉，作《释时论》对“王政陵迟，官才失实”的现状进行了抨击，其中说：“心以利倾，智以势昏，姻党相扇，毁誉交纷。当局迷于所受，听采惑于所闻。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童仆窥其车乘，阍寺相其服饰，亲客阴参于靖室，疏宾徙倚于门侧。时因接近，矜厉容色，心怀内茬，外诈刚直，谭道义谓之俗生，论政刑以为鄙极。高会曲宴，惟言迁除消息，官无大小，问是谁力。”[29]所谓“心以利倾，智以势昏”是社会的主导趋向，在这一趋向之下的各显神通是金钱与门路的较量，本不当舍弃的道义、政刑被舍弃了。而门路又是由金钱开通的，最终还是归结为金钱对社会和人的作用，结果自然是人被金钱异化了。异化之下，人们的求官买爵，谋取一己之利禄和名声，弄乱了官吏制度与整个社会秩序。这一点已经为当时的有识之士所洞察，他们对此十分无奈。

西晋武帝时东郡的成公绥博涉经传、寡欲而能安贫守道，以能文为张华所重，他有《中宫诗二首》，崇尚治者当先齐家，后宫宜“仁教内修，度义以处”，可见安贫守道之“道”是儒学之道。他写了一篇简短的《钱神论》，篇首说“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他对所谓“唯钱是求”语焉不详，但表明了世人的追求与社会的风气所向。在纷纷扰扰的世俗之中，通行的社会道德显然被淡化了，人们为钱障目必然有它内在的驱动力，与不义而富且贵的儒学精神相距太远。稍后晋惠帝时的鲁褒有感于朝纲大坏，贿赂公行，忠贤路绝，谗邪得志，也写过一篇《钱神论》，把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完全展开了，不仅是行为上的，也是灵魂上的。《钱神论》采用传统的主客问答方式，假托司空公子和綦毋先生的对话谈论钱的问题，同时表明了社会风俗的变化。当綦毋先生说：“吾将以清谈为筐篚，以机神为币帛”的时候，司空公子拊髀大笑着说：

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当今之急，何用清谈？时易世变古今异俗，富者荣贵，贫者贱辱。……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朽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钱之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匮，无远不往，无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昔吕公欣悦于空版，汉祖克之于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锦绣，相如乘高盖而解犊鼻，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由是论之，可谓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 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若市。

司空公子甚至还说：有钱可使鬼，更不用说使人了；人们常道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实是死生无命，富贵在钱。鲁褒传在《晋书·隐逸传》中，关于鲁褒作《钱神论》是这样说的：“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30]元康是晋惠帝的年号，元康元年（292）距离晋武帝的太康10年（289）不过三、四年的时间，鲁褒在《钱神论》里以反语相讥的“当今之世，何用清谈”；“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彰扬了世人对“竹林七贤”以来的清谈风习的鄙夷或者说淡漠，而把精力集中于对钱财的获取。这是基于钱的巨大神通，关系到人的社会地位和命运，有钱则有社会地位，有钱则有人的尊严，一切问题的解决都以钱开道，“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那么完全可以说人们的心中似乎只有一个“钱”字。钱财完全改变了社会的风气，无怪乎清谈用于古而不用于今。在这种社会现实之下，时人排斥清谈而攫取钱财成为必然。社会风气变化的根本是人性的变化，是人性在世俗化的前提下，为钱财所制，然后让钱财推动人性异化的进程，一部分人走向了悭吝，以钱财的获取满足自我心理的最大需求；另一部分人则以钱财修饰自我的生活，生活奢糜，以致逞富之心膨胀，演化为彼此的竞富，对钱财的极端享用。他们在享受财富时讲究的豪性，正是放纵欲望的表征。

社会风气的这种变化使西晋成为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文人淡化乃至舍弃清谈，这表面上看只是一种行为方式，实际上清谈行为蕴含了文人的精神和人格。文人高尚儒雅的一面常常借助它来体现。那么，舍弃清谈意味着舍弃了自我精神和人格的培养，钱的力量完全可以削弱文人的内在精神和品格。石崇就是很好的代表。在二十四友中，生活作派与石崇相近的还有刘琨。《晋书·刘琨传》载，刘琨“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他初任过尚书左丞等职，因奉迎惠帝到长安，建立功劳，封广武侯；永嘉元年，曾任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等；愍帝时，任大将军、都督，总的看来，在政治上没有大的作为，他“虽隔阂寇戎，志存本朝。谓温峤曰：‘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峤虽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岂敢辞命？’”[31]但终究未获成功。刘琨有足够的号召力，却不善于组织、统御，归附者众，逃散者也众。何况是西晋已如西风落叶，势不可逆转。他晚年反思自己的人生，曾在给卢谌的信中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顷輈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时复相与举觞对膝，破涕为笑，排终身之积惨，求数刻之暂欢。譬犹疾疢弥年，而欲一丸销之。其可得乎？夫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和氏之璧，鄢得独曜于郢握；夜光之珠，何得专玩于随掌。天下之宝，固当与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怅恨尔。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32]他个人性情和思想的转变，可以作为这一时期名士作风转变的象征，正因为社会的动荡不安和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参与，不能放达乃至否认老、庄、阮籍之举，也就与清谈保持了相当远的距离。这一点在其他人的身上也有所体现。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 二十四友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像石崇、刘琨那样生活。即使是与石崇同以趋炎附势享有名声且一同被杀的潘岳也是如此。他才名冠世而为世人所嫉，后出为河阳令，郁郁不得志，转怀令，勤于政务，不久，任著作郎，先后改迁散骑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虽居二十四友之首，但为官并不显达，曾作《闲居赋》抒发内心的郁闷。挚虞也是例子。挚虞曾在《思游赋序》里说：“虞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佑者，义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顺，所以延福；违此而行，所以速祸。”他所崇尚的道义和诚信，与他在《文章流别论》说的“夫文章，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涉及的人伦精神相一致。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33]。挚虞是举贤良入仕的，最终遭兵乱而饿死，他的情况有一定的特殊性。陆机亦然。他入洛以前，在父亲死后，曾率父亲所部为牙门将。吴灭后，隐居旧乡，闭门读书，长达十年。直到太康末年，才与弟弟陆云入洛阳，曾任吴王郎中令、尚书中兵郎、中书郎等职。后投奔曾在贾谧案中救过他的成都王司马颖，司马颖以他参大将军军事，表平原内史（故人称“陆平原”）。并让陆机在征讨长沙王司马乂时任河北大都督，直到兵败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