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竹林七贤到二十四友的世风变化

从阮籍、嵇康的卒年263年算起到二十四友中的二陆入洛的290年，不过是二十多年的光阴，其间，曾经雄踞天下的曹魏灭亡，苟延残喘的东吴也在277年为西晋所灭，天下归于司马。政权的更替之下，东汉末年经曹魏的九品中正制而兴起的世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而财富滋润下的世族，也在驱使财富，享受着财富，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道景观。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里曾说到这一时期的世族，如颍川荀氏、颍川陈氏、平原华氏、东海王氏、河东裴氏、河东卫氏、扶风苏氏、京兆杜氏等，有的子孙历经几个朝代都居高位。相应地，世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西晋世风变化与竹林七贤有一定的关系，竹林七贤中有两类人，一类是处在司马氏集团之内，如阮籍、山涛、王戎；一类是处在司马集团之外，如嵇康、刘伶、阮咸。向秀则是先处于司马集团之外，后处于司马集团之中。这两类人又可以根据他们的生活状况分成两种，一是穷而放达，贯穿始终，如阮咸、刘伶；一种是先穷而后富，先放达而后收敛，如王戎。不论怎样说他们有过多少心灵上的痛苦，怎样以痛饮酒标榜自己不合流俗或者是掩饰自己的痛苦，他们同时又是在享受人生。值得注意的是，竹林七贤中在西晋时间最长、居官最高的是王戎，生性悭吝而好敛财，他有好李钻核而卖之、嫁女时女儿借他的钱数万未还时十分不悦成为后人的笑谈。《晋阳秋》说王戎“多殖财贿，常若不足”，随之补充了这样一句“或曰戎故以此自晦也”。[18]这里的“或曰”是引的东晋名士戴逵之论，敛财以为韬晦不失为一种方略，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例子。战国末年，秦王嬴政的名将王翦受命率兵60万攻楚，临行，请秦王嬴政赏给他良田美宅；兵发函谷关，还多次派人回国向秦王嬴政要田地房产，以此消除秦王嬴政对他的疑心。但这没有改变王戎好财货而聚敛的事实。这与他初为竹林七贤时饮酒清谈于竹林之下是很不同的。

其实，王戎的好财而悭吝在西晋只是一个特例，即使是在竹林七贤中，他与山涛的作法都有相当大的局限，而阮籍、嵇康的行为放达，高标于世俗之上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值得思索的。罗宗强从嗜财如命、纵欲与奢靡、不婴世务且依阿无心、自适以求名等方面论述了西晋士风之后说道：“如果给此时士人一个简单的评论的话，那便是入世太深。他们在风姿神态上潇洒风流，为千古之美谈；而他们的心灵，却是非常世俗的。他们的入世，不像建安士人的慷慨悲歌，也不像后来盛唐士人的充满理想色彩。他们是非常平庸的，着眼于物欲与感官。他们虽有飘逸之神采，虽有美丽之容颜，并且以此获誉于后世。但若读史者进入历史的真实之中，窥测他们心灵之真相，无疑便会感到，他们其实是很猥琐的。”[19]这番话洞悉了西晋士人的内心世界和行为表现，所谓入世太深，是自适之下的过于世俗。罗宗强同时说道：“自适，是追求物欲与情欲的满足，主要表现是清谈和纵欲”。它是当时世风的一面镜子，从而表明这一时期的世风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很难作一个简洁明快的界定，风神的潇洒风流怎样与心灵的猥琐统一起来成为他们人格上的两面？就二十四友而论，他们在清谈上并没有突出的表现，纵欲则是他们中一些人的生活要义，与罗宗强所论的西晋整体士风是有别的。

竹林七贤的忘形放荡没有引起二十四友的忘形放荡，二十四友改变竹林七贤的人生行为模式，最为突出的是不再重清谈、不再重任性情的放达而重权势及口腹之欲。他们中的潘岳写过一篇《许由颂》，很称赞许由辞让天下、与世无争的淡泊生活，但他不仅没有能够像许由那样做一位遁迹藏形的隐士，即使像阮籍、嵇康那样身陷在世俗之中又超然于世俗之外也不能够。时移世易，二十四友中没有阮籍、嵇康之类的人物并不奇怪，王戎、山涛也不是他们纯正的榜样，倒是贾谧这样的人为他们所重。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趣味与志向的标志，即使是像左思那样出身寒门的人，有不得其用的感愤，在根本上是欲挤身于豪门列侯之间而不可能。他在妹妹左芬入宫后移家京城，也为贾谧讲过《汉书》。贾谧被诛以后才“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20]，无意于仕宦了。二十四友的重口腹之欲表面上承袭了“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刘伶对生活享受的一面，有肉则吃，有酒即饮，既没有认真去体悟他们人生的内涵，又没有认真体悟自己面临的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实际上，西晋立国以后，统治者重燃了东汉末年的荒淫享乐之火，晋武帝司马炎在立国的第一年即泰始元年曾下诏大弘俭约，把宫廷里的珠玉玩好，按等级赏赐给王公以下的各级官吏。在杨皇后杨琼芝死时，诏书说到杨皇后有改葬父祖之心，因“务崇俭约”只到临死才流露了这种想法，说明晋武帝时的倡俭约不是一句空话。但他又是一个好享乐的人，主要表现在好女色上，《晋书·胡贵嫔传》记载：晋武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对于物质生活的奢侈，则不尽以为然。他曾去王武子（济）家，王武子宴请他，使用的是琉璃器皿，一百多侍女都身著绫罗绸缎，以手举饮食。“蒸豚肥美，异于常味”[21]。晋武帝奇怪地问为什么会如此，王武子说是用人乳喂养的。晋武帝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没有吃完就离去了。这自然是他对这种超越常理生活行为的不忍，晋武帝却没有制止王武子这样做，他的舅舅王恺与石崇斗富还得到过他的支持。

然而不容回避的现实是社会确实走向了奢靡，社会的富足仿佛是催化剂。干宝的《晋纪总论》说，晋武帝“太康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历史相似的一幕是，西汉武帝时期，家给人足，粮仓里的粮食陈陈相因，以致朽烂不可食用；钱堆积之下穿钱的绳子朽烂，以致散落无法计算。当时的汉武帝一方面弘扬文治武功，另一方面也走向了生活的腐化：后宫美女两千，建上林苑饲养珍禽异兽，种植奇花异木，耗费天下资财以求仙。晋武帝远没有汉武帝那样的雄才大略，虽不会效法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也没有在生活的享乐上达到汉武帝的程度，但他治下大臣百姓在生活的奢华上走得很远，为汉武帝时的大臣们所不及。傅玄之子傅咸，武帝时官至尚书右丞，他有感于世俗奢侈，上书请诘奢，其中说：“臣以为谷帛难生，而用之不节，无缘不匮。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时之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转相高尚。昔毛玠为吏部尚书，时无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令使诸部用心，各如毛玠，风俗之移，在不难矣。”[22]这与晋武帝的倡俭约有一致性，他揭露社会现实是对社会奢侈风习的忧患。奢侈已不限于少数权贵豪门，弥漫在各个不同的阶层。贾竖、婢妾尚且如此，权贵豪门的奢侈是可以想见的。

石崇和王恺斗富就是权贵豪门奢侈的缩影：二人穷尽绮丽以装饰舆服。“恺以　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布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23]除此，还有二人流传很广的以珊瑚树比富的故事。王恺得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炫耀于石崇，石崇当时就用铁如意把它击碎了，拿出高三、四尺的珊瑚树六、七株，任王恺选一株以作为赔偿，把王恺搞得很不好意思。石崇在豪富上实为王恺所不及，《续文章志》说他：“资产累巨万金，宅室舆马，僭拟王者。庖膳必穷水陆之珍。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而丝竹之艺，尽一世之选。筑榭开沼，殚极人巧。与贵戚羊琇、王恺之徒竞相高以侈靡，而崇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羡以为不及也。”[24]同时，石崇豪富而专横恣意，据说他喜欢请宾客宴饮，常要漂亮的侍女劝酒，如果客人不喝完酒，就下令将劝酒的美女处斩。一次丞相王导和大将军王敦一起到石崇家宴饮，王导本不善饮，自我勉强，以至喝得大醉。王敦则坚持不饮，以观其变，石崇一连下令斩了三个劝酒无功的美女，王敦神色不变，仍不肯饮。王导责备他，王敦说，他杀的是自家人，干你什么事呢？他家的厕所里，十几个穿著华丽、涂脂抹粉的婢女侍候。上厕所的客人进去，有误入石崇内室的之感；从厕所出来，就换上新衣服。而羊琇也引导了一时的社会风气，他“性豪侈，费用无复齐限，而屑炭和作兽形以温酒，洛下豪贵咸竞效之。又喜游宴，以夜续昼，中外五亲无男女之别，时人讥之。”[25]这里所谓的时人讥讽，是因其“中外五亲无男女之别”所致的伦理道德批评，并不是由于豪侈。而个人财富的享受为社会认可在石崇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王敦对他的杀人劝酒法的麻木，不仅是把侍女视为个人财产的问题，而且蕴含了生活的享受能够通过任何方式达到极致。今只有三首诗传世的枣腆，这三首诗都是与石崇的赠答之作，即《答石崇》、《赠石季伦》、《赠石崇》。他在《答石崇》先是叙说对石崇的思念、石崇作镇东夏的功业，然后说：“我闻有言，居安思危。位极则迁，势至必移。上德无欲，贵道不为。妙识先觉，通梦皇羲。”他提到生活的一般规律，凡事都不能走向极致，否则必然发生变化，他不明言，实则是人所共知的泰极则否来。他劝石崇“妙识先觉”，看似未雨绸缪，隐含了对石崇生活现状的忧虑。所以他劝诫石崇，人生之道，最好的是无欲不为，这在石崇是不可能的事情。无独有偶，嵇康之子嵇绍也有一首《赠石季伦》，他与枣腆不同的是，劝诫石崇不要昏于酒色，认为“仁者安其身，不为外物惑。事故诚多端，未若酒之贼”，要想养身长寿，那就应该生活有所节制。这些从不同的方面印证了石崇的生活状态。石崇晚年回到河阳别业时对自己的生活还是有所反思，当时贾谧被杀，他又是谄事贾谧的人，不免有点战战兢兢，咏出“超逍遥兮绝尘埃，福亦不至兮福不来”（《思归叹》），在内心暗暗地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