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二十四友”说

竹林七贤横跨了魏末与西晋两个时期，虽然其中有王戎、山涛入仕，且官阶甚高，但没有从根本上影响竹林七贤代表或象征的草野自由精神，与社会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而在西晋，还有另一个与政治权势联系得较为密切的文人群体，即由24个文人组成的“二十四友”。称“友”，至少可以说明组成之初，彼此之间关系的友善，其后人际关系发生的变化自当别论。关于二十四友我们可以看到《晋书》所载的两段文字。一是《晋书·贾谧传》：

（贾谧）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物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开阁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徵、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

另一则记述见于《晋书·刘琨传》：

　　　　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秘书监贾谧参管朝政，京师人士无不倾心。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之徒，并以文才降节事谧，琨兄弟亦在其间，号曰“二十四友”。

另外《晋书·石崇传》也提到石崇“与潘岳谄事贾谧。谧与之亲善，号曰‘二十四友’”。这里都提到二十四友和贾谧的关系，贾谧不在二十四友之列却俨然是二十四友的粘合剂，他延请宾客和宾客对他的主动依附，促成了这一文人群体的形成。既然如此，说二十四友就不能不说贾谧。

　　贾谧（?－300），字长渊，唐讳“渊”而改作长深。本姓韩，父亲韩寿，曾任散骑常侍、河南尹等职。贾谧的得势，多依仗他外祖父贾充的福荫。贾谧的母亲贾午，是贾充的小女儿，贾充在魏时，先是袭父亲贾逵的爵位进入仕途，后为司马昭的大将军司马，助司马昭镇压诸侯诸葛诞有功，深得宠信；又助司马炎称帝，在高贵乡公曹髦与司马昭的冲突中，他指使太子舍人成济杀了曹髦，被升迁为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等职。并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把女儿贾南风即贾午之姐嫁给晋武帝的太子，成为后来晋惠帝皇后，人称贾后。史称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①]他同时好“推贤进士”，天下士人多归附。贾充本来先后生了两个儿子，因贾充表示过对儿子乳母的亲近，为妻子郭槐所见，而郭槐性情又极妒忌，鞭杀乳母，使他的两个儿子夭折。贾充死后，虑及贾家香火要人奉祀，就把韩谧过继到贾充夭折的长子贾黎明的名下，改姓贾。贾谧好学而有才思，仗贾后的专权横行，作威作福，生活奢华。晋武帝时曾任散骑常侍、后军将军等职。惠帝即位以后，任侍中、常侍等职，一仍贵幸。虽然他曾为晋惠帝侍讲东宫，但与太子关系不好，便与贾后密谋诬陷太子，先是要晋惠帝废了太子，然后把太子杀死。这时，任宿卫禁兵统领的赵王司马伦与孙秀兴兵，杀了贾后、贾谧。同时被杀的还有他母亲贾午、张华、裴頠、杜斌等人。赵王司马伦篡权，自立为帝，天下不服，兄弟操戈，有了史称的“八王之乱”。即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八王的争斗。赵王司马伦不学无术，才智平庸，天下事不决于赵伦而取决于帮助他篡权的孙秀。此后，司马冏、联合司马颖、司马颙讨伐司马伦，迎晋惠帝复位，司马伦被杀，司马冏辅政。不久，司马冏为司马乂所杀，司马乂为司马颖的部将张方所杀，司马颖为丞相，后为司马颙废黜。“八王之乱”前后持续了16年，到306年晋惠帝回到洛阳才告结束，西晋更趋衰微，距离316年的灭亡只有十年了。

这一段历史左右了贾谧的人生，他的享受与悲剧相应地影响了二十四友。最突出的是二十四友在贾谧最走红的时候，共同依附贾谧形成了一个文人群体，它的形成和贾谧一时灼人的权势、文人的好奢靡有关。在上述的两段文字中，分别提到贾谧的骄宠奢华和参管朝政，其恃势与操权是一体的，随之带来生活上的侈靡。贾谧是溺于享乐的人，他好学而有才思却不见在文学上的成就，这却是他与二十四友之间的重要媒介。贾谧现实人生诱导了他们不由自主地对权势的亲近，回归于东汉后期贵族奢华逸乐的生活轨道上。在社会上，好奢华者对奢华的依附与好权势者对权势的依附，或兼而有之是不奇怪的。二十四友“并以文才降节事谧”含有撰《晋书》的初唐房玄龄等人对贾谧乃至“二十四友”的鄙夷，批评二十四友轻忽了文人的操守而以依附为贵。这使他们实在是有趋炎附势的倾向，这一点在石崇、潘岳那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谄事贾谧，居然是常常等候贾谧出行，望着贾谧车骑扬起的灰尘而拜，个人的节操是很无所谓的事情。这与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嵇康重节操是很不一样的。它不是个别的现象，阎缵曾说：“世俗浅薄，士无廉节，贾谧小儿，恃宠恣睢，而浅中弱植之徒，更相翕习”[②]，可见这种现象的普遍。在依附权贵以邀荣宠与个人节操之间，文人把前者看得更为重要。不妨再看《晋书·郭彰传》所载郭彰：“及贾后专朝，彰豫参权势，物情归附，宾客盈门。世人称为‘贾郭’，谓谧与彰也。” 郭璋是贾后郭槐的从舅，与贾充和郭槐的关系素来亲密，曾任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等职。这里的“物情归附，宾客盈门”与阎缵说的“士无廉节”正是构成“世俗浅薄”的原因，人为物情迁移，是过于看重权势利禄，改变了正常的人际生活，或者干脆说是为权势利禄异化。

潘岳的从子、与潘岳同时以文章见知且性情疏淡的潘尼著《安身论》时，说到天下人不知人生的要义在于安身，安身的要义在于无私寡欲，而不是竞于荣利之途。他这样说：“然弃本要末之徒，知进忘退之士，莫不饰才锐智，抽锋擢颖，倾侧乎势利之交，驰骋乎当途之务。朝有弹冠之朋，野有结绶之友，党与炽与前，荣名扇其后。握权，则赴者鳞集；失宠，则散者瓦解；求利，则托刎颈之欢；争路，则构刻骨之隙。于是浮伪波腾，曲辩云沸，寒暑殊声，朝夕异价，驽蹇希奔放之迹，铅刀竞一割之用。至于爱恶相攻，与夺交战，诽谤噂　，毁誉纵横，君子务能，小人伐技，风颓于上，俗弊于下。”[③]潘尼虽然出仕做过太常博士、中书令等官，奉行无私寡欲，不汲汲于名利，他有《答陆士衡》一首，诗中说“昔游禁闼，祗畏夕惕。今放丘园，纵心夷易。口咏新诗，目玩文迹。予志耕圃，尔勤王役”。就所述情形看，这首诗当写于晋怀帝永嘉年间他归乡里以后，他对朝廷生活恐惧感的消除，是放纵于田园躬耕、读书、咏诗之乐的结果。他对世俗风习的批评，出自对人生的洞察和对生命的基本认识。他所追求的无私寡欲显然承袭了老庄生命养护的观念，把生命与荣利对立起来，为前者是要舍弃后者的。他以此看人世，世态的炎凉关键是人心浮躁之下荣利的驱使，忘忽安身是人生之本，而使出自己所有的才华，追求荣名之所在。于是握权、失宠、求利、争路所致的矛盾和争斗都是自然的。潘尼展示的社会生活场景虽然抽象，但在客观上揭示了二十四友的形成是他所不屑的权势荣利所致。因此，他虽然与潘岳同时知名当世，却没有预于二十四友之流。后世对二十四友很有贬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贾谧不同于一般的政客，他的好学与才思从史载来看，表现为常请宾客讲书，潘岳和陆机为他讲《汉书》而作《讲汉书诗》。潘岳的《于贾谧坐讲汉书诗》很完整，诗道：“治道在儒，弘儒由人。显允鲁侯，文质彬彬。笔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既辨，旧史惟新。惟新尔史，既辨尔疑。延我寮友，讲此微词。”其中的“治道在儒，弘儒由人”对最终成为政治牺牲品的贾谧来说，很有讽刺的味道。潘岳称赞贾谧的文才和史辨能力，同时说的“有集寮友”和陆机残存的《讲汉书诗》中说的“税驾金华，讲学秘馆。有集惟髦，芳风雅宴”，透露出他们因为讲《汉书》的关系，可能有过秘馆之会。可为佐证的是，《晋书·左思传》里也曾说过秘书监贾谧曾请左思讲《汉书》。贾谧“开阁延宾”，好宾客而不倦，其中蕴含的主动吸纳，应是“二十四友”依附他的客观因素。贾谧没有诗文传世，曾经有诗赠陆机，陆机在《答贾谧》诗的序文中记述了这件事。陆机说道：“余昔为太子洗马，鲁公贾长渊以散骑常侍侍东宫积年。余出补吴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为尚书郎，鲁公赠诗一篇，作此诗答之云尔。”然而，贾谧的赠陆机诗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潘岳的代笔，在潘岳诗里就有《为贾谧作赠陆机诗》11首，与陆机的自述吻合。这诗出自潘岳而不是贾谧本人，可以说对于他这个自具文才的人，潘岳代作的这组诗再好，也存在情感与诗歌艺术表现上的隔膜。诗中流露出对陆机的一片深情，应该是贾谧内心的写照。在这一组诗里，也可以看到潘岳粉饰贾谧下的功夫，与上面提到的《于贾谧坐讲汉书诗》以及也有谀词的《鲁公诗》相一致，是他和石崇望着贾谧车马扬起的灰尘而礼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据《晋书·潘岳传》说，贾谧的《晋书限断》也出自潘岳的手笔，潘岳的母亲曾劝他知足而改，潘岳终究不能。

二十四友依附贾谧，贾谧就应该算是二十四友的领袖。实际上，除了贾谧凝聚二十四友使他们成为一个群体的贡献外，让人感受不到他作为领袖所起的作用。二十四友多在政坛上比在文坛上显得还要活跃，因此介入了朝廷内部的矛盾斗争；彼此或意气相投，或意气不投，贾谧并没有力量使他们成为一个和谐的群体。于是完全可以说他们是一个松散的、一时性的文人群体，和竹林七贤的构成有点类似。

二十四友影响于一时，然而在《晋书》中有传的只有11人即石崇、欧阳建、潘岳、陆机、陆云、挚虞、左思、牵秀、郭璋、刘舆、刘琨。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石崇（249~300），字季伦，小名齐奴，渤海南皮人；欧阳建（?~300），字坚石，冀州人，石崇之甥；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人；陆机（261~303），字士衡，陆云（262~303），字士龙，陆机的同母弟，兄弟二人为吴郡吴县人；挚虞（？~311）字仲洽，长安人；左思（250?~305?），字太冲，临淄人；牵秀，生卒年不详，武邑人；郭璋，生卒年不详，太原人；刘舆，生卒年不详，字庆孙，刘琨（271~318），字越石，二人为中山魏昌人。此外还有杜育，襄城邓陵人。这些人能够聚集西晋都城洛阳，固然因为洛阳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由于他们在人生之旅上对社会政治的热衷。只有“二陆”是吴灭后入的洛阳。这些人大多天资甚厚，从《晋书》所载可知：石崇“少敏惠，勇而有谋”；“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欧阳建才学富足、文辞华美，擅名北州，时人称为“渤海赫赫，欧阳坚石”。潘岳少有“奇童”之称。“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因“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④]。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⑤]陆云儒雅有俊才，被时人称为当世之颜渊。他们因文才显于世，这带来双重效果，一则是文才为入仕之本、或为趋炎附势之本；二则是因文才而流连于仕途之外，像潘岳为人嫉恨而栖迟十年。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先后进入仕途，虽说并不如意，甚至有的人死于仕途的险恶，但毕竟是入了仕途。

二十四友自身的情形其实相当复杂，石崇因为有官至大司马的父亲石苞的关系和自己的才干，受晋武帝司马炎的器重，曾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加鹰扬将军。晋惠帝元康年间与石崇同为国子博士的曹嘉在《赠石崇》诗中说：“文武应时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为国之俊杰。入侍于皇闼，出则登九列。威检肃青徐，风发宣吴裔。”石崇正是因为文武兼备为世所用，也导致了他在生活中的豪奢气习。他在答秦嘉诗中却说“世事非所务，周公不足梦。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答秦嘉》）。石崇在这样的表白中流露出对世事的淡漠，以道家的虚静为人生之道，不符合他的人生实际。“才学通博，著述不倦”[⑥]的挚虞，虽任过秘书监、卫尉卿、光禄勋、太常卿等职，并因《文章流别集》的“辞理惬当，为世所重”[⑦]，却素来清贫，最终遭洛阳之乱，饥饿而死。陆机、陆云出身于世代贵族之家，祖父陆逖，曾为吴丞相；父亲陆抗，曾为吴大司马。左思出身于儒学世家，实为寒门细族，地位卑微，与出自名门望族的二陆不可同日而语。潘岳形貌逸丽，为世人瞩目，《世说新语·容止》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左思奇丑，当时也有左思为东施效顰之举的说法，“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遨游，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刘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⑧]。

二十四友屈节侍奉贾谧，不表明他们的绝对谄媚，石崇、潘岳可以望贾谧的风尘而拜，却没有谄事当初为他们所恶、后来官至中书令操人生杀大权的孙秀；陆机、陆云在吴败后入晋，当时的朝廷重臣、在文坛享有名望的张华喜形于色，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后来尚书卢珽之子在大庭广众中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陆机正色相对：“如卿于卢毓、卢珽。”没有退让之色。这里的“何物”并不是羞辱之语，而是时人的俗话，意为何人。陆机之所以愤而作答，是因为陆逊、陆抗在天下享有盛名，无人不知。再则，二十四友彼此之间也不和谐，裴启《语林》有一则故事，一次，陆机在座，见潘岳到即起身离去，潘岳说“清风至，飞尘扬”；陆机应声回答“众鸟集，凤凰翔”，这虽是故事，却蕴含了文人相轻的玄机。他们中有的人不和谐竟达到生死不容的程度。二十四友之一的牵秀，史称“博辩有文才，性豪侠，弱冠得美名”[⑨]。因与王恺相互诋毁，美名渐损，因此免官。后因张华拔擢得为长史。后曾任冠军将军，与陆机共赴河桥之役，牵秀忌恨陆机，陆机兵败，牵秀证言使陆机获罪，并拘捕陆机。在这时候，曾经同为“二十四友”之列并没有什么效用。

二十四友的活动场所从贾谧请潘岳、陆机、左思讲《汉书》来看，贾谧所在的秘馆应是一个聚会的所在，这一聚会之地没有显示出聚会的规模。另一聚会地则是石崇的河阳金谷（一名梓泽）别墅，有所谓的“金谷之会”说。金谷之会在上文所引的《刘琨传》中的二十四友说中涉及到，潘岳的《金谷集作诗》记叙了这件事。当时是“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景色秀美；众人相聚乐甚，“玄醴染朱颜，但诉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更为详尽的则是石崇的《金谷诗叙》：“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座，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抒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⑩]这段文字告诉人们金谷是石崇的别墅所在，有宜人的景色。金谷之会的缘由即送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回长安，群贤聚集，于是有赏物、奏乐、饮酒、赋诗之乐，以及“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心理。其后东晋王羲之所叙的兰亭会与之相类似。这意味金谷之会众人情趣相投的快乐，本质上却是生命有限的伤悲，使金谷之会有双重的情绪。今存的金谷诗寥寥，潘岳有两句道：“遂拥朱旄，作镇淮泗”（《金谷会诗》）；另外杜育也有两句：“既而慨而，感此离析”（《金谷诗》），使我们从残篇断简中难以看出究竟。不过，潘岳有一首《金谷集作诗》，从诗的内容上看，当作于金谷诗会，全诗如下：“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  。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但诉杯行迟。扬桴无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这首诗叙说了金谷之行与金谷之乐，以及潘岳对石崇的友谊，它可以和石崇的《金谷诗叙》相表里，以见当时金谷聚会的欢乐场景。然而，他们昼夜游宴，享一时之欢，并不能超脱世俗，沉溺于山林的游宴、赋诗之乐中，而在不同的程度上投身于社会政治，让自己的命运在官场和政治的风口浪尖上颠簸。

“金谷之会”是二十四友相互交往的明证，除此之外，关于他们交往的材料很少。潘岳与石崇是至交，石崇与刘舆、刘琨兄弟友善，刘氏兄弟曾为王恺忌恨，得石崇救助，得以脱身。[11]再则挚虞新婚时，潘岳作《答挚虞新婚箴》，以男德女色之说告诫挚虞以德居正，不为色所惑。三则左思著《三都赋》，自以为不逊于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求誉于名流皇甫谧，皇甫谧为之作序，一时间进入当时的名流圈子，豪贵之家竞相传写，纷纷赏玩，洛阳为之纸贵。陆机初入洛阳时，本有写《三都赋》的打算，听说左思有写《三都赋》之举，对弟弟陆云说，待其赋成，将拿来盖酒坛子，很瞧不起左思。左思赋成，陆机读了以后，大为叹服，于是辍笔不为。

二十四友的不幸是，他们处在一个人生多故的时代，贾后干政激发的社会矛盾最后导致了“八王之乱”。在这一过程中，二十四友中的一些人死于非命。在贾谧被杀的300年，石崇、潘岳受到牵连，加上石崇不肯将宠妾绿珠给孙秀，潘岳早年对孙秀无礼，孙秀诡称他们有反叛之心，把他们处以死刑。潘岳被押赴刑场的时候，石崇已先在刑场。石崇说：“安仁，怎么你也来了？”潘岳则用他当年在金谷宴集时写给石崇的诗中的一句答道：“可说是‘白首同所归’。”随即赴死。同时被杀的有石崇的外甥欧阳建，且夷灭三族。303年，陆机“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12]同时受牵连的有弟弟陆云。318年，志在辅佐王室的刘琨，为他结拜的兄弟段匹磾所杀。刘琨曾写过《与段匹磾盟文》，誓言：“自今日既盟之后，皆尽忠竭节，以剪夷二寇。有加难于磾，琨必救；加难于琨，磾亦如之。”并且说“有渝此盟，亡其宗族”。然而，刘琨最终为段匹磾不容，段匹磾矫诏把他缢死。刘琨自知必死，微笑自若，作五言诗一首赠别驾卢谌示志，时年48岁。杜育少有神童之称，及长，风度翩翩而才思过人，人称“杜圣”，曾任国子祭酒。西晋怀帝永嘉五年，洛阳陷落时被杀。牵秀晚年谄事黄门孟玖，随之任平北将军，为河间王颙的长史杨腾所杀。凡此等等，社会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之下对人生命的不顾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一些人的眼里，名士也同草芥，不必顾惜。既然如此，统治集团内部激烈而血腥的斗争很快使一个统一的西晋王朝走向分裂。时值301年。西晋从265年立国，到315年灭亡，前后只维持了50年。

在客观上，因贾谧而形成的二十四友在300年贾谧死了以后，就自行消散。那么，他们主要活动在“二陆”入洛之后到贾谧死为止。“二陆”在太康末年入洛，《晋书·陆机传》载，陆机“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陆侃如在《中古文学系年》一书里，把“太康末”具体确定为太康十年（290），次年即为元康元年（291）。300年为晋惠帝永康元年，那么，二十四友的活动前后至多只有十年。石崇在《思归引序》里说自己“年五十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南别业。”这里说的免官一事，陆侃如猜测是他和徐州刺史高诞争酒相侮而免官似不可信，因《晋书·石崇传》载，“二十四友”组成在他免官后复为都尉时。那么这里的“免官”当是“贾谧诛，崇以党与免官”，然后归于河阳别业，出则有垂钓打猎之乐，入则有琴书相伴之娱，但有“恨时无知音”的感慨，这种情绪与贾谧之死是一致的。而在二十四友组成以前，石崇、潘岳都年逾不惑，陆机、陆云将届而立之年，他们的文学活动已经在开展。人们对他们的评说往往从太康时开始。梁代的钟嵘在《诗品》里就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他们这里提到的张、陆、潘、左，即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八人中，三张和潘尼未预二十四友之列而他们在文坛上又深具影响，如就诗文论，二十四友这一文人群体因为没有他们的加入，诗文的光彩就会显得有些逊色。另一个不在二十四友之列的是张华。张华字茂先，少时孤贫。因作《鹪鹩赋》为阮籍所见，阮籍称道他有“王佐之才”[13]，从此知名。他博闻强记，朝廷的礼仪宪章、诏诰多出自他的手笔。张华的名望大，地位也高。且他雅爱书籍，被杀之时，家无余财，唯有文籍堆满几案和书箱。二陆初入洛时，自以为是东吴名家，“志气高爽”，不太看得起中原的人。唯独见了张华，倾心仰慕，执弟子礼。贾谧擅权时，认为张华出身庶族，儒雅而有谋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归，故倚重张华把握朝政。虽然张华当时治世有功，但因与贾后、贾谧的关系，当贾谧被杀时，未能幸免于难。

从这里可以进一步说的是，二十四友的形成确有诗文趣味的关系，却又不是全因诗文的趣味，政治的倾向性和诗人自我的性情都在产生作用。所幸他们在当时的诗坛上不是最具影响的诗人，《晋书》张载、张协、张亢本传的“史臣论”曾说：“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以见三张的影响不及二陆，或者说因二陆削弱了三张的影响力。二陆中，陆云的才学不及陆机早有定评，而潘岳和陆机齐名，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说。这意味着在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诗人还是在二十四友之中。

二十四友的诗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录了石崇、挚虞、左思、牵秀、杜育，潘岳、陆机、陆云、刘琨、欧阳建等人之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辞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收录了潘岳、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牵秀、左思、杜育、挚虞、刘琨等人之诗，已不是《隋书·经籍志》所记载的情形。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文学创作规律或理性原则的深入思考。人们常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自觉不仅是文学表现回归于文学自身，而且具有对文学的理论思考。虽说在西汉以后，对文学的理论思考就不断在发生，尤其是汉代的辞赋论，楚骚论都风靡一时，在诗歌方面则有《诗大序》的经典总结，再经曹丕、曹植的论诗、论文，在西晋有了一个新的局面。这有左思的赋论，他在《三都赋序》批评汉代辞赋创作的虚构现象而提出创作的写实论，提出“发言为诗者，咏其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这里他提出赋的创作不同于诗，但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二十四友的创作理论，最重要的是挚虞的文体论和陆机的创作论。

《晋书·挚虞传》说挚虞在文体论上做的工作：“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古代文体的分类最早在《诗经》里，其风、雅、颂即是诗体的分类。文体分类的理论自觉最早则应是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的“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这原本是文体风格论，客观上则有文为八体之分。挚虞撰《文章流别》，对先秦以来的文体作了细致的区分，超过了曹丕的文章八体，其中最能体现其文学性的还是诗赋论。他论赋之“四过”：“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如是辩证地看待赋艺术性与真实性问题，突现出辞赋创作的“中和”原则，与左思一味地强调真实自有不同。他论诗重视诗人的情志与诗歌的音韵，认为诗歌既要以情韵为本，又要以成声为节，对《诗大序》关于诗歌的情志论、社会教化论有所发展。西晋的文学论最具影响的是陆机的《文赋》。陆机在《文赋》里涉及到不同文体的风格，他所用骈体文的形式以及语言的华美、抑扬顿挫，比先于他的曹丕以及与他同时的挚虞所论更富有诗意和情感。不过，陆机所重的是作家创作的感兴、构思和立意。作家情志经典坟的薰染，感于物而有所发，他把这生动地表述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事物的变化触发作家情感的变化无时不在发生，从而成为作家援笔为文的基点。陆机很重视作家的构思过程，沉静耽思下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是作家创作想象的极致。这虽然有西汉司马相如论赋说过的“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影子，但陆机说得更生动而有气势。随之，落笔为文，当“立片言而居要”，文有主旨而成篇；当破旧而开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陆机对作家创作能动性的关注在创作活动中很有意义，它使社会养育的作家与文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的独特个性因之显现出来。陆机受曹丕“诗赋欲丽”论的影响，对于诗歌主张“缘情而绮靡”，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他诗歌语言的华美成为基本的特征，为文也是如此。张华曾经说他：“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之文，乃患太多也”[14]。这样直率的批评正在于他太看重文采词藻，使他为文有弊了。

陆机创作的骋才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两汉辞赋家在这方面作的表率在东汉时期以张衡著《二京赋》收场。张衡以十年之思拟《两都赋》而作《二京赋》，在陆机与陆云未入洛时，左思即效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作《三都赋》，也有以赋较短长之意。当时的刘逵为《三都赋》作序，批评《两都赋》理胜其辞，批评《二京赋》文过其意，称赞《三都赋》“傅辞会义，抑多精致”。这是左思构思十年，门庭荒芜的结果。他们对文学的自觉体现出的以才学为诗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时期诗文创作的发展。话说回来，以才学为文在西晋以前就存在着，汉赋作家炫耀才学而以难字奇词的铺排入赋，建安曹植诗文展示的才学为人讥为风流自赏也是例子。就是正始阮籍、嵇康的诗歌好用历史传说以及老庄的理论入诗，也是好才学的表现。在这一条道路上，不同时代的文人保持着自我的创作个性，没有出现整齐划一的现象，西晋文坛的个性则是以文辞的华美为标志的。孙绰说：“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15]不论他所论的是非，他是很称道潘岳、陆机为文华丽及其内容的。对此有着全面论述的则是南朝梁代的刘勰。刘勰在梳理梁以前文学运行的时代特征时说：“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16]他认为西晋初年从司马懿开始经晋武帝到晋怀帝、晋愍帝，几代帝王都不重视文学，但没有影响文学人才及文学的兴盛。这是大体的情形。其中晋武帝好左芬之文，《晋书·后妃传》就说晋武帝“重芬词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这与汉武帝诏枚皋等人为赋颂有同样的意义。对于文学的发展，帝王兴文学而文学果兴与帝王不兴文学而文学自兴有许多的例证，西晋的文学得力于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作家好文，故能出现彬彬之盛的局面。刘勰这里列举了张华、左思、潘岳、夏侯湛、陆机、陆云、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孙楚、挚虞、成公绥，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属于二十四友，但这些人共同构成的文学风气象征这个时代的文学趋向。具体言及西晋的诗歌，刘勰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17]这一中肯的评价与他上面所论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文学的时代个性是在社会风习的深刻影响下形成的，西晋诗坛对正始诗坛的改变，自然与它有关。

有必要审视从竹林七贤到二十四友的世风变化，以期对二十四友有更为深入、透彻的认识。